我们知道明朝的特务机关,有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,还有锦衣卫,但究其细节,大多数人未必知道,今天我们就来说说:
东厂是明代最大的一个负责侦缉和刑狱的特务机关。
【资料图】
它是在朱棣时开始设立的,《明通鉴》卷十七则记载:
永乐十八年八月…置东厂于北京。初,上命中官刺事,皇太子监国,稍稍禁之。至是以北京初建,尤锐意防奸,广布锦衣官校,专司缉访。复虑外官瞻徇,乃设东厂于东安门北,以内监掌之。自是中官益专横,不可复制。
从这以后,一直到朱由检亡国时为止,前后共有二百二十多年,就没有停止过。在这期间的一切侦察、诬陷、屠杀、冤狱,直接间接都是从它这里发动、执行的。
这个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,就是说除皇帝以外,任何人都在它的侦察之中。
事关机密,责任重大,所以,皇帝也特别重视,派去主持的宦官都是心腹的亲信,颁发的关防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隆重得多。
其他宦官奉差关防,都是“某处内官关防”几个字,唯独这个机关是篆文“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”。
又特给密封牙章一枚,一切事件应该封奏的,都用这个钤封。
到魏忠贤时又造一个大一点的,文曰:“东厂密封”。
专制帝王时代,“钦差”已经凌驾一切官吏之上,何况又有钦赐的“密封”印章,一切奏本不必经过任何手续,便可直达皇帝,这种权力,无论哪个衙门都是比不上的。
主持这几个特务机关的是掌印太监一员,他的全副官衔应该是关防上的“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”,简称“提督东厂”,厂内的人称之为“督主”或“厂公”。
他的底下设掌刑千户一员,理刑百户一员,二者或也称为“贴刑”,都是从锦衣卫拨过来的。再底下是掌班、领班、司房四十多人,分十二颗,颗管事戴圆帽,着皂靴。
其余的人帽靴相同,但穿直身。实际在外面侦察缉访的是役长和番役,役长又叫“档头”,共有一百多人,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,一律戴尖帽,着白皮靴,穿青素镟褶,系小绦。
役长各统率番役数名,番役又叫“番子”,又叫“干事”,一共一千多人。这些人也是从锦衣卫挑选那“最轻黠狷巧”的来充任。
这些特务侦察访缉的范围非常广泛,上至官府,下至民间,都有他们的踪迹,他们访缉的情形是这样的。
每月旦,厂役数百人,掣签庭中,分瞰官府。其视中府会审大狱,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。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。
某官行某事,某城得某奸,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,曰打事件。
这里所谓“听记”,记的是口供的数目,就在当晚或第二天早晨奏进。对于宫府方面,尤其是注意兵部,每天都派人来访看“有无进部,有无塘报”。所谓“各城门”,是包括京城各门和皇城各门都在内的,访缉的也并不仅是“得某奸”,关防出入,人命事件,都得报告。
甚至地方失火,雷击何物,也要奏闻。而每月晦日还要奏报京城内杂粮、米、豆、油、面等价钱。
这批特务“打事件”以后,大概要写一个报告之类的东西,回到厂署,因为厂公不一定常在署内,便呈给厂公的心腹内官,再由这些内官发下司房,删改润色一番,立刻送呈皇帝。
上面说过他们上奏是极其简便的,无须经过任何手续,甚至半夜里东华门关了,也可以从门缝里塞进。里面人接着也不得迟延,立刻秘密呈上。所以外边无论什么大小事,皇帝都可以知道,有时宫里面竞拿民间米盐琐碎之事,当做开玩笑的资料。
访缉得既是这样严密,那么,以京师之大,千余名番役自然感到不够,而番役本身活动范围也究竟有限,不能无微不至。
于是这群特务们便自然而然地要和流氓无赖结合起来,叫无赖流氓做他们的外围,帮他们打听事件,这就等于凭空增加了一批准特务。
任用流氓来担任准特务,在流氓当然是十分愿意的。他们可以借此骗钱或者报仇,而且可以得到特务的津贴。
这些事都是见于《明史》的:
京师亡命,诓财挟仇,视干事者为窟穴。得一阴事,由之此密白于档头,档头视其事之大小,先予之金。事曰起数,金曰买起数。既得事,帅番子至所犯家、左右坐曰打桩。
这种特务和流氓之间的买卖,崇祯时有一个御史杨仁愿说得很清楚,他说:
“功令比较事件,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,受买者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之,番役不问其从来,诱者分利去矣。挟忿首告,诬以重法,挟者志无不逞矣”。
其实,特务出钱买事件,流氓就卖事件,这里面自然是串通勾结,连成一气的。真特务无法无天,已经使老百姓够受了,现在再加上这批准特务,那真是如虎添翼,老百姓吃的苦头自然就更多。
这个特务机关的地点,朱棣初建时是设在当时东安门北(也许就因为这缘故,叫做“东”厂)。到朱翊钧初年,冯保以司礼太监兼东厂事,又在东上北门的北街东混同司之南设立了一个,叫做内厂,而以初建的为外厂。
外厂建筑的大略情形,据《酌中志》所载是:
有大厅,大厅之左有小厅,厅内供有岳武穆像一轴,厅后有砖影壁,壁上雕有狻猊和狄梁公断虎的故事。大厅西边有祠堂,里面供有历来掌厂的职名牌位,祠堂里还有一座牌坊,上面写着“百世流芳”。再往南有狱一处,专系重犯,至于轻犯和一切干连的人,测系于厂外的店里。厂西南有门通出人,向南大门是不常开的。
内厂建筑情形,记载的比较少,只说是“古槐森郁,廨宇肃然”,“内署有扁,曰朝庭心腹,有至圣堂,有井”。其他详情,便不可考了。
明代特务机关由宦官主持的,除东厂外,还有西厂和内行厂。
西厂设过两次,一次是在朱见深成化十三年,又一次是在他的孙子朱厚照正德九年。内行厂只朱厚照时设过一次。
《明史·宪宗本纪二》:“十三年正月…己巳置西厂,太监汪直提督官校刺事。”
设厂不到五个月,这群特务就把民间骚扰得一塌糊涂,屡次兴起大狱。五月丙子那天,大学士商辂等奏称这特务头子汪直及其鹰犬的无法无天的情况是:
皆自言承密旨,得颛刑杀,擅作威福,贼虐善良…自直用事,士大夫不安其职,商贾不安于途,庶民不安于业,若不亟去,天下安危未可知也。
第二天兵部尚书项忠等也上疏弹劾汪直,朱见深心里虽然不愿意,却也拗不过大家意见,只好下旨罢革西厂。
但他这种不愿意心理,却被几个无耻的御史戴缙、王亿等看出了,于是便抓住机会赶紧逢迎献媚起来。
戴缙先上疏歌颂特务头子汪直的功德,王亿竟称赞汪直所做的事“不独可为今日法,且可为万世法”。这样无耻谄媚,在朱见深和汪直听来,自然特别高兴,于是在六月庚戌那天,又下了重设西厂的诏旨,停了不过短短的一个月时期。
这以后一直到成化十八年,汪直那时已经不甚得到宠爱,大学士万安就乘机奏上一本,奏上之后,朱见深既然对汪直不甚宠爱,于是便在三月壬申正式诏罢西厂,总计在朱见深时代,西厂设立前后一共五年零几个月。
朱见深设立西厂的起因,就是万安所说的“妖狐夜出”,原来成化十二年黑眚现于宫中,一个妖人李子龙以符术和太监韦舍勾结起来,竟然私入大内,事情发觉后被杀。朱见深心里非常厌恶这事,便急于知道外面情况,虽有东厂他还觉得不够。那时汪直任御马监太监,为人非常机巧伶俐。
于是朱见深便叫他带校尉一二人,化装成老百姓模样,出外侦察。这样侦察了将近一年,外人竟然都不知道。朱见深非常欢喜,就索性大规模搞起来,开设西厂,叫汪直提督厂事。
汪直的特务能力是有一点的,他提督厂事之后,所侦察的范围,就不仅限于京师。各地王府边镇,以及南北河道重要地方,甚至各省府州县,都布有他的特务。老百姓家里吵嘴打架,争鸡骂狗等琐碎事情,他们都要罗织索引,锻炼成狱。
范围如此之广,侦察如此之密,所以,西厂所领的特务人数,比东厂要多到一倍。在那一时期,它的权势威焰也超出东厂之上。
至于朱厚照第二次设立西厂,主要由于刘瑾的怂恿。
《明史·武宗本纪》卷十六:
“正德元年…十月戊午,以刘瑾掌司礼监,邱聚、谷大用提督东、西厂。”
谷大用正是刘瑾私党,到了正德五年八月刘瑾因谋反处死,谷大用也就辞去西厂事。
但据《明史·李东阳传》卷一八一称谷大用在正德七年又开西厂,这次大概不怎么久,以后也就不再设立,共计西厂在朱厚照时代设立约五年光景。
在这五年之间,东西两厂提督,都是刘瑾部下,于是互相争功,彼此竞赛起来,这一竞赛可就了不得了,两厂都争着派遣特务到各地去侦访,特务网可以说是遍于全国,连穷乡僻壤都有他们的踪迹。
闹得那时边远州县的老百姓只要看见骑着高头骏马,穿着华丽衣服,说着京师口音的人,就吓得纷纷躲避。地方官一听到这风声,就也赶紧去献贿赂,谁也不敢问明来由。
在这样“草木皆兵”的情况下,一些流氓也就趁火打劫,冒充特务,敲诈钱财,闹得道路纷纷,天下人民都不敢大声出气了。
这两次设立的西厂,内部组织情形,史书上都没有记载,但大约和东厂总差不多。
至于内行厂是刘瑾设立的。
原来独裁政治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,独裁者不但对一切臣民都不放心,就是对他自己的特务也不会完全信任的,往往另外用一批特务来监视侦察这一批特务。
内行厂就是这种特务之特务的机关,东西两厂都在它伺察之中,宦官行动也归他们侦缉,其行为比东西两厂更为酷烈。
内行厂地点在当时的荣府旧仓地,设立期间已不可考,大约从正德元年刘瑾用事时起,至正德五年刘瑾被诛时止,前后约有四年的样子。
明代兵制,自京师以至各郡县,都设立卫所,外边统之都司,内则统于五军都督府。此外,还有所谓“上十二卫”(后又增为二十六卫),是内庭亲军,皇帝的私人卫队,直接受皇帝指挥,不隶属于都督府。
锦衣卫就是这“上十二卫”中的一卫,它的来源是朱元璋即吴王位时所设的拱卫司。
洪武二年将司改为亲军都尉府,管左右中前后五卫的军士,又以仪銮司隶属之。十五年取消府司,便置立这个锦衣卫。
所以,它一面继承了这个亲军都尉府的“侍卫”之责,一面又担负了仪銮司掌管卤簿仪仗的任务。
《明史·职官志五》卷七十六说明它的职务是:
“凡朝会、巡幸,则具卤簿仪仗,率大汉将军(共一千五百七员)等侍从扈行。宿卫则分番入直。朝日、夕月、耕籍、视牲,则服飞鱼服,佩绣春刀,侍左右。”
这些任务都是贴近皇帝身边的,自然十分重要,必须是特别靠得住的亲信才能担任。
所以,它虽然和其他各卫都是皇帝私人卫队,但它已更进一步是贴身的卫队了。
因为是皇帝贴身卫队,负有保护皇帝之责,他们事前就必须有所防备,于是便时时四出,做秘密调查工作,这任务当然也是皇帝特许的。
《明史·职官志五》就曾明白规定他们的职务是:“盗贼奸宄,街涂沟洫,密缉而时省之。”
这已经完全是特务的任务了,何况,又因为他们是直接属于皇帝的缘故,任何人他们都可以直接逮捕,根本不必经过外廷法司的法律手续,而皇帝要逮人,也就直接命令他们去逮,并且还叫他们审问,这就是所谓锦衣狱或诏狱了。
锦衣卫就是这样成为明代的一个巨大的特务机关,和东厂遥遥相对,而并称“厂卫”。
“上十二卫”的长官都是指挥使,锦衣卫也是这样。只是锦衣卫位置特别重要,它的指挥使必须是皇帝亲信心腹,所以,“恒以勋戚都督领之”,地位较之它卫特别崇高。
它的下面领有十七个所,分置官校,官的名目有千百户、总旗、小旗等,死后许以魁武材勇的亲子弟代替,无则选民户充之。校是校尉力士,挑选民间丁壮无恶疾过犯者来担任。
他们除了侍卫掌卤簿仪仗而外,便专司侦察,当时名为“缇骑”。
这些缇骑人数,在朱元璋时代还不算多,只五百人。以后逐渐增加,据王鏊《震泽长语》说,朱厚熜即位之初,革去“锦衣卫旗校三万一千八百余”,而据《明史·刑法志三》称这革去的还仅是十分之五,那么,在未革之前至少该六万多人了。
但朱厚熜这次罢革不久,就又增加起来,他用陆炳做缇帅,所选用卫士缇骑,都是“都中大豪,善把持长短,多布耳目,卫之人鲜衣怒马,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万人”。
这里所谓“仰度支”的便是锦衣特务收买的流氓无赖准特务,换句话说就是直接间接地养了十五六万特务!
从这以后,锦衣卫正式特务总是在几万人以上,所以,《明史·兵志一》卷八十九说“其众自为一军”,并且和正式军队一样,“下直操练如制”。单凭这庞大的数目就足够令人惊骇不止,至于其所造成的罪恶暴行,当然更不可以计数了。
锦衣卫所属除十七所外,还有南北两个镇抚司,南镇抚司掌管本卫刑名,兼理军匠。
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的,职务是专理诏狱,所以权势极大。在起先的时候,大狱经其问讯后,便送法司拟罪,还没有具过狱辞。到成化元年增铸北司印信,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。连本卫所下的公事,也可直接上请皇帝解决,卫使不得干预,外廷三法司自然更不敢过问了。
所以,镇抚职位虽卑,权力却是特重。这是统治者的深意所在,他看到卫权日重,不大放心,所以,特地予北司以特权,使其与卫互相牵制,分散权力,而自己从而折衷之,这用心实在是十分深刻的。
锦衣卫的权力既如此之大,在执行它的职务时,自然就无恶不作了。
首先,这些官校在四出迹访时便有数不清的暴行。
按规定,“凡缉事,必行贿受贿有人,现获有赃,获赃有地,谓之‘四角全’,而后打入事件,有一不全,不敢行,恐反坐也”。但事实上他们所缉访的都是止属风闻,多涉暧昧。
这些缇骑抓到人以后,并不立刻带回,先找一个空庙祠宇,将逮到的人毒打一番,名曰打桩。抓回以后,便百般拷打,锻炼成狱,然后再送交法司。
至于这些特务逮人,则只凭驾帖。
签发这驾帖的手续,是由逮人的特务拿了原奏情事到刑科签发,刑科在“姓名之下,以墨笔乙之,以防增人”。但后来特务们却不管这一套,不拿原奏,便叫刑科签发。
被抓来的人一律送入锦衣狱。这狱就是北镇抚司所管的,一走进这狱门,十有八九便无生理。
诏狱与刑部狱相比,竟有天堂与地狱之别,则其惨毒,不难想见。至于狱内刑法更是残酷,“五毒备尝,肢体不全。其最酷者,名日琶,每上,百骨尽脱,汗下如水,死而复生,如是者二三次。荼酷之下,何狱不成”。
锦衣卫除了执行缉访、逮人、讯狱等任务而外,还有在廷杖时行杖和与法司会审的任务。
廷杖始于元代,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。
但这是元朝的野蛮行为,朱元璋却接受下来,而且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、更厉害,无论是多大的官员,只要皇帝一不高兴,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,打完了再拖上来,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。
拿棍子打人的就是锦衣卫的校尉,监刑是司礼监太监。
最后还要提一提的便是锦衣卫人员的升赏。
因为它是特务机关,所以,只要卫的长官提请,无有不从。也正因为如此,这些官校就贪功冒滥,制造案件,栽诬良善来邀功获赏。
锦衣卫成立于洪武十五年,较东厂成立早三十八年,一直到明亡为止,前后共二百六十年之久,可以说是与有明一代相终始了。
明末嘉兴诸生沈起堂拟撰《明书》,谓“明不亡于流寇,而亡于厂卫”。
这虽然把明代灭亡的原因说得太简单了一点,但厂卫特务的屠杀人民,是明代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,却也是事实。
而沈起堂以明代的人说出这样话,必有亲身目击的切肤之痛,这就更值得重视了。
厂卫一向是并称的,虽然系统不同,但职务却并没有什么差别。
如若一定要区分的话,那么,可以这样说:
锦衣卫是侦察一切官民的,而东西厂则是侦察一切官民和锦衣卫的,至于刘瑾所设的内行厂,则厂卫又均在其伺察之中。但这只是大体的区别,有时也不尽然,要看皇帝的信任程度如何而定。
皇帝信任厂,那么,厂权就要超过卫;皇帝信任卫,那么,卫权就要超过厂;如果皇帝信任厂卫程度相等,那么,厂卫就势均力敌,不相上下。
无论厂卫权力消长如何,但二者同是特务机关,同由一个人(皇帝自已或是司礼太监)领导指挥,虽然偶或也互相内斗,一般说来,彼此还是勾结得很密切,相依相辅,狼狈为奸。
这里,就必须提到特务的最高指挥机关司礼监了。
如前所述,东厂在明代后半期是规定必须“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”,这就是说司礼监和东厂是一体的,监既能得之于内,厂又能得之于外,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,势力之大,实是莫与伦比了。
监与厂既二位一体,握有这样最高的实权,那么,对于一个不是由宦官主持的特务机关锦衣卫,他们自然也要抓在手中,进一步造成三位一体。于是他们便派自己的族戚私人来充任卫使。如朱厚照初年锦衣卫使高得林便是司礼太监高凤的侄子。
后来司礼太监刘瑾得势,东厂提督邱聚,西厂提督谷大用,锦衣卫使石文义,都是他的私人。魏忠贤自理厂事,就派田尔耕任卫使,都是极明显的例子。
司礼监、东厂、锦衣卫三者既成一体,监与厂不可分,已如上述,而厂与卫不可分,实证就更多。
比如上面说的,在卫的方面,高级人员如卫使多半是宦官私人,而在厂的方面,底下所有的番役,都是从卫里挑选来的。因为关系如此密切,所以,有些任务就是由厂卫共同执行。
如像“纠仪”就是。明制,凡是朝会的时候,厂卫率领所属及校尉五百名,列侍奉天门下纠仪。如果有人失仪,就立刻褫脱衣冠,抓下镇抚司狱,痛打一顿,再送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