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被认为是一个文化登峰造极的朝代,但如果说,宋代相比前代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,那一定是日常观念的解放。
中国的家具与礼仪发展史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从跪坐到垂足坐,是一种历史趋势。宋代以前的人虽然也垂足坐,内心却还是过不了礼制这一关。宋人不一样,他们奉行的基本坐姿就是垂足坐,内心毫无负担,你若要他们遵循礼制,不要“狐蹲狗踞”,他们恐怕要反问你一句:什么礼制?谁的礼制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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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现在看到的宋朝历代帝后标准像,都是垂足坐于椅子上。帝后标准像是要传世的,所以画像场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,宋朝帝后的标准坐姿彰显了不再拘泥于所谓的礼制,而是遵从现实中起居方式的改变。这背后,是实用、理性、人文的思维遍地开花。
宋真宗画像,垂足坐于椅子上
宋人遵从的现实,其实就是高型家具的普及,并彻底取代低型家具。在理学的影响下,宋代家具追求严谨的秩序,挺拔、明朗的简约之美,呈现更为内敛、理性的特质。
宋代士人的家居陈设,除了几、榻、屏风等组合之外,椅子和桌子已是陈设的一个中心。尤其是在书房中,椅子和书桌是固定组合,桌子为象征文人雅趣的文房墨宝摆设提供了台面,椅子则可以让主人在最舒适的状态下读书、写字、赏玩或发呆。
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桌椅
当时最流行的坐具,亦非交椅莫属。
苏轼有一次经过润州(今镇江),当地官员设宴招待。酒席将散时,几名歌妓唱起黄庭坚的《茶词》:“惟有一杯春草,解留连佳客。”春草,是茶的雅称。唱词的意思是,惟有这杯茶,懂得我们想要留住客人的心情。这是歌妓代主人表达挽留之意。
但苏轼听了,故意一本正经地说:“这是要留我吃草。”
此言一出,原本站在苏轼身后的几个歌妓,忍不住靠在他坐的交椅上大笑不止。交椅一下子被折断了,苏轼一屁股坐在地上,宾客们也笑着一哄而散。
这件趣事说明,当时的交椅还比较脆弱。因为它是由胡床加高、加靠背发展而来的,所以总体材质和结构均比较简易。
从胡床到交椅,尽管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,但当时人对称呼还比较恋旧,仍然会把交椅称作胡床。苏轼有一阕词写道:“闲倚胡床,庾公楼外峰千朵,与谁同坐,明月清风我。”这里的“胡床”可以“闲倚”,说明是有靠背的,其实就是交椅。
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交椅,只露出一个靠背
关于交椅,宋人还记载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南宋人洪迈在《夷坚志》中说,四川万州(今属重庆)人烟稀少,特别荒寂。有一回,万州教授(朝廷派往地方的学官)召集一些朋友和同僚聚餐,一直到天黑了,仍意犹未尽。大家在官舍正厅点起蜡烛,继续喝酒,接着奏乐接着舞。
就在此时,忽然来了一只老虎。在座众人吓坏了,抱头鼠窜。一个客人躲避不及,赶紧趴在一张胡床(即交椅)后边。老虎直奔他来,这客人无计可施,拿起胡床顶着虎头,胡床一下子套进虎头。虎头进到胡床的木架子里,相当于上了枷锁,老虎也很难受,就戴着胡床跑了。
第二天,有个村民进城,说在三十里外看到一个碎裂了的木架。教授派人去把那东西取回来一看,正是被老虎带走的胡床。而那个客人昨天好像挺勇敢,实际上被吓破胆了,病了一个多月才好。
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交椅
有意思的是,宋代对交椅的改良作出最大贡献的人,竟然是一个马屁精和一个大奸臣。
据南宋人张端义《贵耳集》记载,太师秦桧有一次坐在交椅上,一仰头,头巾就掉到地上。一个姓吴的首都地方官很有眼力见儿,赶紧把头巾捡起来给秦桧戴上。随后,他设计了一种荷叶托首,命工匠依样打造,安装在秦桧的交椅上。这样,秦桧再往后仰头,就有个东西可以托住了,有点像现在汽车座位上的头枕。后来,此种经过特别改造的交椅,在南宋高官圈子里推广开来,并被命名为“太师椅”。看来,马屁精也能推动技术进步。
不过,从文献描述来看,南宋的太师椅,跟我们看到的明清以后的太师椅,结构并不一样。好在我们还能通过宋人的画作,一窥南宋太师椅的真面目。在宋画《春游晚归图》中,一名老年官员(可能已退休)在暮色中返程,前后簇拥着九个随从。每个随从都有自己的职责,有的挑着户外装备,比如煮水用的炉子、点茶用的长流汤瓶等等,有的扛着一张茶桌,还有一人扛着一张交椅——从造型上看,正是经过马屁精改造的、有着荷叶托首的太师椅。
宋人绘《春游晚归图》及局部放大图,可清晰看到一仆人扛着太师交椅
由于宋画非常注重写实主义,擅长对现实生活情境进行还原,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,宋人对桌椅组合的使用场景十分广泛,并不局限于室内和庭院里。户外活动也常常看到它们的身影,类似如今的野营装备。
总之,随着桌椅等高型家具在宋代成为日用主流,这个朝代的家具类型已经与今天差距不大。宋朝亦由此成为中国家具定型的最后一个时期。
参考文献:
王力主编: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》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4年
孙机: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,中华书局,2014年
王世襄:《明式家具研究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8年
扬之水:《家具发展史中若干细节的考证》,《故宫学刊》第二辑,紫禁城出版社,2005年